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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天主教教会史】|朝圣之途第十六集：圣教会在罗马的发展及教难
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分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；也分析何以天主的真理、基督的训诲，满足了也解答了当时人们心中对真、善、美的渴望；也为您报导了当时的信友们，都自动的负起了传教的使命，认为传扬基督人人有责，人人也都有资格传扬基督的福音，以至教会在两百年内将福音传到帝国各地，使信仰基督的信友是那么的普遍，最后竟成了帝国的国教。接着介绍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各行省内发展的情形，以及它在各个阶层的社会中发展的情形，然后就要来和您一块儿探讨，有关教难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之所在。欢迎您的收听。

首先，我们来探讨教会在义大利的情形。公元70年，耶路撒冷毁灭以后，教会的中心便自然的转移到了罗马，从罗马再向四方推进。信德传布得很快，尤其在义大利南部，迅速地组织了起来。在第三世纪中叶，教宗高尔乃略在罗马召开一次会议，参加的主教竟有60位之多。

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法国的情形，法国在当时的名字叫做高卢，高卢开教可能很早，而马赛，是希腊和小亚细亚商旅经常出入的大港口，福音大概由此传入，先是传布罗亚河流域，在第三世纪，才传入其他地方。起初，只在城镇中传教，到圣玛尔定的时候，才逐渐传入乡间。高卢的南边是西班牙，相传圣保禄大概曾经亲自到西班牙开教。对第一世纪的情形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，但在第二世纪，已有好几位主教，在三百年左右曾召开会议，当时就有35位主教参加，由此可见，教会在这里已奠定了坚固基础。

西班牙隔海对岸的北非，开教的情形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是可以确知的是，它开始一定很早，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，在相当于现在的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地，教会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了，神职人员的人数也不在少数，活动的中心也很多，甚至在好几个地方，有教友们的公墓，在第三世纪初期，曾经召开过一次70位主教出席的会议，当时非洲的教会是最兴盛的一处，还曾经出过像戴尔都良和圣西彼廉等名满天下、首屈一指的教父。

再来看看埃及的情形。根据古老的传说，第二部福音的作者圣马尔谷曾做过埃及的第一任主教，虽无法确定，但埃及很早开教，却是不争的事实，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，埃及的教务异常的兴盛，而且还拥有第一流的神学家。在第三世纪继续的发展，有多位主教分散在埃及境内，信奉天主教的信友可以说已遍及全国，以后，埃及竟然成了修会生活的发祥地。相传圣玛窦去了爱底约比亚，爱底约比亚至今还是东非的基督信仰的世界。

接着我们再谈谈巴勒斯坦、小亚细亚的情形。在耶路撒冷毁灭以后，教友四散逃难，教会在巴勒斯坦已经少有活动和发展，但在小亚细亚，却进展得极为可观，不但在各城镇，连偏远的乡下也很盛行。

在罗马帝国的北方，福音的种子也传到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，甚至越过多瑙河以北传入 哥德人中间。此外，在大不列颠的英国也有了信从基督的人，而帝国的东面，阿尔美尼亚及波斯等国，教会也已盛行。

我们惯常听说，最初的教友，只是社会下阶层的小人物。起初大多数皈依的人，固然是下层社会的人居多，像做手艺的啦！织布的啦！皮匠啦！鞋匠啦！而且啊！多数还是奴隶呢！这倒也不足为奇，因为当时绝大数的国民都是这一类的人嘛！就历史资料的显示，从公元62年起，甚至在尼禄的宫廷里都有归依天主的奴隶，有些奴隶竟然说服了他们的主人归依天主。也有恢复自由以后升了神父，当了主教或教宗的，例如教宗圣加里斯多一世，他早先原是个矿场的奴隶，而殉教致命的奴隶，更是不计其数了。初期教会中，社会的其他阶层中，也早已有教友。保禄本身就是一位犹太知识份子，他忠实的合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，他曾使塞普鲁斯岛的总督色尔爵·保禄和雅典最高法院的狄约尼削归依圣教会，此外，在罗马和其他地方，常见社会各阶层的高级人物慢慢的也逐渐领洗进教了。

公元第一世纪的末叶，就曾有两位教友做过罗马帝国的执政官，而执政官是当时罗马的最高官吏，其中一个还是皇帝道米仙的堂兄，他竟在公元95年的教难中殉教，他的夫人也被充军。从第二世纪起，在罗马富绅的家庭，常有赞助教会和济贫穷教友的记载，这些记录是从圣加理斯多地窟里找到的，而这个地窟是属于为著名的贵族家庭的坟墓。在中层社会内，很早便有法官和律师们归依圣教会，至于以哲学、修辞学等其他学问为职业的文人，似乎多所顾虑，不敢冒然进教，直到第二世末和第三世纪初，才逐渐有归依进教的文人。然而在他们归依以后，却贡献了他们全部的才智来服务教会，因此当时曾有不少的护教人士，或以著作、或以言论保卫了圣教会，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圣西彼廉，他是“雄辩术”的教授，后来当了迦太基主教；还有戴尔都良，他是一位佼佼的法律学士；犹斯定是哲学教授。军人的生活，对遵守教规虽然不容易，但在最初的三世纪中，却有不少士兵奉了教。在教难的末期，竟然有整队士兵全都是奉教的，圣茂利斯和他的全队士兵集体殉道是一个例子了。当时帝国的境内，治安良好，军队平常都去戍守边区，这为传播福音颇有助益，当教难发生时军人殉道的也很多。

总之，圣教会传播得非常的迅速。公元250年间，已经遍布全国，而且还传了帝国国境以外的地区。教友的数字虽然无法统计，但社会各阶层都有教友，则是事实。为此戴尔都良在第三世纪初，曾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词句：“我们不过从昨天才开始，但已布满了你们的城镇、家庭、公共场所、议会、兵营、朝廷、元老院和市场，只给们剩下了邪神的庙宇，如果我们同你们分开，你们便是被弃置于荒野的啦！”这话虽然有些夸张，但在第三世纪末叶，教友的数目的确是异常的庞大，以至使得皇帝们感觉到威胁。最值得注意的是，为了当教友，必须放弃当时的放浪生活、必须背弃国教、远离庙宇和游艺节目，尤其按照当代的说法“当一名教友，应该随时准备着牺牲性命”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仍然有那么惊人的进展，这可以说，决不是一般人力可以幸免的。

救主基督早就预言“祂的门徒要遭受迫害”，在教会开始时，这个预言便已逐渐实现。最初三百年的教会史，可以称之为“教会受难史”，也可以称它为“殉道烈士们的历史”。罗马帝国加诸于教会的流血迫害，给这一时代印上了鲜明的记号，因此这一个时期，我们特别称之为“教难时期”。

　 第二世纪的教难多属地方性的，而且是间歇性的，第三世纪的教难，则是由皇帝明令发动的普遍性，几乎普及全国，情形惨烈，但为时颇短，而且使教会有喘息的时期。教难以后，丰富的记载如文录、目击记、以及详尽的法庭档案都足以提供历史学者们的研究。然而，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外，还有一连串无可置信的传闻。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，后世的人，喜欢给古代的英雄烈士妄加许多荣衔，历史学家们在考证和批评历史事件的时候，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：“教难时期并没有数百万殉道烈士，并且也曾经有许多教友临阵失去了勇气，各地教友全都视死的说法是豪无根据的夸张之辞。”这样一个历史真像的揭露，难免使人感到遗憾。其实，古代教难与后世的教难一样，总是满目疮痍的，教会从不希望受迫害，教难结束后，教会感到欢欣。既然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，罗马帝国并不禁止多神的敬礼，而且还准许不同的教派存在，那么为什么独对天教如此的仇视，竟要以惨酷的流血来加以迫害呢？许多历史学家认为，从一开始，基督信徒的气质与众不同，触犯了几项罗马刑法，在帝国政权的指使下，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教难。他们认为，基督徒触犯了有关罗马帝国祭祀的“侵犯与侮辱尊严”的罪，事实上，信友们放弃了对皇帝的祭祀，就已经足够使他们获得这一项罪名了。

“侵犯与侮辱尊严罪”是从严重的叛国与反对政权的情事而来的，这条法律本身相当含糊，有些早期的皇帝，像底培里、道米提安，曾经将它扩大，应用到许多可笑的事上，譬如，出卖一座有皇帝石像的公园，或其他似的有不尊敬帝国的嫌疑的人，都要受到惩罚。这条含糊不清、弹性极大的法律，因此可用于每一件事上，基督徒当然包括在内了，但这只是历史家的一种假设，这种假设的正确性，到现在是问题。根据所知道的档案资料，受难教友的案件，从来没有一件是涉及“侵犯侮辱尊严罪”的，后来我们考证得到这条独裁的法律，原来是专门提供给皇帝贬谪私敌异己，像元老们以及一些个高级官吏的，而很少用在平民百姓们身上。大部份的殉教烈士，都是属于平民百姓以下的阶级。有人称赞图拉真皇帝，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一条法律，以便摆脱前任皇帝的旧例，并且规定了惩罚基督徒的新法律。

拒绝参加帝国典礼的人，可以认为是犯了“悔辱尊严罪”，但是这种帝国祭祀，不一定是宗教的或强迫参加的定期礼节。罗马有祭司会议，定期举行礼仪，为崇敬已经去逝的和正在位的皇帝所恭敬的神明和其他的神袛，妨碍这样的礼节，当然是一种渎圣的行为。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参与罗马祭祀，没有资格或没有责任参加的人，一生准免出席这样的场合。当时罗马市民对帝国祭祀所抱持的态度，与现代人对无名英雄纪念会、周会之类的集会所抱持的态度相仿，不愿参加的人可留在家里或到别处去，基督徒并不反对出席这样的典礼，当然那仅仅是出席而已。戴尔都良曾在《关于偶像崇拜》这本书里，畅论这事，他说：“身为奴隶的教友可以陪主人参加教外的集会，在别人家做客，可以参观教外礼节的进行，但当基督徒因职务关系，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，问题是就发生了。”

各位听众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够跟您谈到这儿了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，祝福您平安愉快。